从44年前接过前辈的担子那天起，董正贺成了故宫里那个专门“写字的人”。数十年里，她的字写在了故宫的各个宫殿和角落。如今，宫内的功能性文字基本都被电脑打印代替。在她退休9年之后，第三代仍未有人接班，以后或许再也没这样一个“写字的人”。

  故宫需要什么样的字，从来就没标准，但董正贺必须直面这样的一个问题，从她44年前接过前辈金禹民的担子那天起。

  书法篆刻专家金禹民从解放后就一直在故宫，在董正贺之前，金先生的字被认为是代表故宫的字。

  新中国成立之后，故宫一直有一个专门“写字的人”。那时还没有电脑，宫里从展览前言、文物说明，到新设展馆、业务部门的牌匾，乃至游客通知、指路牌，都需要人手写，有时用笔墨，有时用广告粉，有时用油漆。

  神武门外，郭沫若为故宫题写的“故宫博物院”匾额已经悬挂了快50年。宫里的“珍宝馆”“陶瓷馆”“青铜器馆”也出自他的笔下，乃至他上世纪70年代逝世之后，故宫新设立的场馆，如书画馆、石鼓馆等，为了保持风格的统一，也由董正贺仿写郭体字而成。他的字塑造了故宫匾额的“视觉系统”。

  在数十年里，董正贺则以欧楷为本，创造出端庄大气、有庙堂之气的书风，写在故宫的各个宫殿和角落，创造了故宫的另一套“视觉系统”。

  现在，故宫拥有了新的“视觉系统”：电脑字体。宫内的功能性文字，基本都被电脑打印代替。董正贺已经退休9年，第三代尚未有人接班，以后或许再也没这样一个“写字的人”。

  端庄、大气、法度森严，董正贺一直以此为追求。中央美术学院一位老师说她的字有“庙堂气”，她听了特别高兴，40多年来，这正是她理想中故宫字应该有的样子。

  她今年69岁了，短发花白，步履矫健，不限号的日子里，几乎每天都要开车出门转转，也无一天不读帖。她相信字如其人，她的字风格大气硬朗，毫不拖泥带水。

  这种风格她摸索了至少10年。董正贺第一次在宫里看到金先生的字，就感到挫败，难以企及。

  她是1974年进宫的，那年故宫打算招几个去文物修理厂的工人，她以知青身份通过了招工。填表的时候，分配岗位的领导问她喜欢什么，她说喜欢书法。他看了董正贺的字，决定不让她去修文物，分去整理故宫在文革中留下的一些文件资料，需要字写得好。

  董正贺活儿干得漂亮，这份工作干完以后，又被安排到陈列部，专门整理故宫文物资料。这原本是大学生才能去的地方，初中生董正贺因为一手好字得到了机会，一步从工人身份跨到干部身份。

  1976年，故宫专事书法的金禹民先生患上重病，董正贺被调入美工组，接手他的职位。当时还没有电脑打印，宫里需要用到字的地方全由人写，展览的前言一写就是半面墙，露天的游客告示风吹日晒，三四个月就要换一批，都由金先生来写。

  25岁的董正贺有点忐忑，虽然一直对书法很自信，但看到金禹民写在故宫的那些字，她感觉自己差得太远，也不知道如何追。身边的故宫老专家们提点她，金的字是从赵孟頫那来的。她刻苦临了一年赵孟頫，发现了自己竟然也能写成金的水平了。这时老专家又点拨了一下：没必要照着金的字来，你可以写得更好。

  “她年纪轻轻就接触并且翻新、临摹很多故宫的牌匾，都是出自陆润庠、张百熙这些状元手笔。当时徐邦达、刘炳森、朱家溍这些大师眼睛是雪亮的，哪一笔跑了、走神了，一下子就能看出来，非常难。”董正贺的老朋友、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副会长胡琦说。

  董正贺后来觉得，金先生的字飘逸，但少端庄，她揣摩了金字的秀美，又掺入欧楷的端庄，渐渐有了追求的方向。

  胡琦认为故宫给了董正贺得天得厚的优势，她看到了太多历代真迹，大量临写翰林院状元们为皇帝、太后代笔的匾额，高雅书卷气潜移默化“吃进”了心里。“她写欧楷，非常规范严谨，而且端庄华贵，可以说独具宫廷气质，一般人做不到。”

  她在故宫写的字，很大一部分是功能性的，需要让老百姓看得清楚，又感觉美观。但她作为专业书法家，追求远不止于此。她以前常跟爱人画家杨刚讨论，书法能不能够做到雅俗共赏。杨刚说，所谓大雅大俗，说到底就是返璞归真。至今她也没有答案，她努力做到的是，行家看到她的字能看出背后的功力，普通人看到会觉得美，觉得比电脑字好看。

  董正贺的书法来自家学。她1951年出生在南池子的四合院，就在故宫红墙外。祖父董玉琨是京城名医，精于书法，父亲董石良是书法家，曾供职于荣宝斋，著名的“张一元”牌匾就出自他的手笔。

  打小父亲就训练她写字，二年级那年暑假，父亲看她在外面跳皮筋，把她领回家，让她每天写完一张大字再玩。一个暑假的时间，她就把《玄秘塔碑》写得有模有样。五年级时，她的字已超越了老师。她很早就从书法中获得了自信，也从不认为练字苦。

  那时候，董正贺只知道有医生和老师这两种职业，理想是考上北师大当老师。上山下乡后，政治运动突然将她丢进真实的世界里，那些年少的生活与想象离她远去。1969年去内蒙古的劳改农场插队后，她离开了笔墨纸砚，书法功力用在给同学写家书的信封，或者帮农场出黑板报。

  即使在这些日常的书写中，她也在琢磨着怎么把字写好。文革之初，同学们来找她抄写大字报，她竟然从中领悟了章法布局。

  第一个指导她的老师是荣宝斋的书法家徐之谦，把她领上欧楷的道路。进了故宫以后，指导她的前辈们就多了。故宫一直是卧虎藏龙的地方，徐邦达、刘炳森、马子云诸先生都在书法上指点过她，文物专家如朱家溍、郑珉中、罗福颐等前辈，也教了她不少知识。

  1977年，逝世一周年，故宫里办了一个展览，董正贺第一次写了整篇展览前言。开幕后，她在厕所里，听到隔壁男厕有一个声音带着怒气斥责：这前言是谁写的，写成这个样子？董一时火起：谁要这么针对我？她在厕所外看看出来的这人是谁，当时不认识，同事说是马子云。父亲听到这事，大喜过望，说马子云是金石传拓泰斗，你应该去跟他请教。过了几天，董正贺带着几张字去了马子云的办公室。马子云捧出一本自己收藏的《史晨碑》，让她带回去看。父亲吓坏了，以为她把故宫的古籍带回了家。“那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，别人摸一下的机会都没有，马先生就这样让我看。”

  还有徐邦达这样的书界泰斗，甚至主动过来指点她，让她把金石碑文放放，多写一些字帖，培养书卷气。刘九庵拿出价值堪比文物的清代笺纸让她写，去香港交流时作为故宫礼物送人。回顾在故宫学艺的日子，董只感觉自己太过幸运，遇到了可能全世界最好的大学里都没有的好师傅们。那时候年轻人太少了，师傅们巴不得他们快点成长接班。

 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，董正贺的特殊责任在上世纪70年代降临：简化字。这是书法界面临的一个时代转折。相比书法艺术领域，直接面向大众的书写改变最为急迫，她一进故宫就接到了这个任务，以后故宫的字要改为简体。刘炳森对她感慨：老弟（他一直这么称呼董正贺），这简化的事儿还是你来干比较好。

  简化字书法连学习借鉴的字帖都没有，而且很多特殊的间架结构，让书法简直成为一次全新的创作。比如繁体的“階”，属于“怎么写都好看”；而简体的“阶”，用刘炳森的话说就是“三条腿”，怎么写都是头重脚轻。对这种简化字带来的特殊结构，董下了无数苦功，一个一个琢磨。她是故宫里第一代写简体字书法的人，也能说是开创者。“我觉得我尽力了，我不觉得谁写简化字还能比我好看。”

  自打进了故宫，她就不太自信，把简化字写好了，这是为数不多让她感到自信的事儿。

  从初出茅庐到获得认可，董正贺花了差不多十年。进宫将近十年后，有一次董正贺在绘画馆遇见马子云，他正带着一批客人参观，指着说明牌对客人说：看不出来吧，这是我们这一位女青年写的！

  又过了近十年，正是功力精进的时候，时代突然变了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电脑植字进了故宫。

  “那应该是我觉得最得意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天就说要换成电脑植字，通知我不用写了，一夜之间没活干了。”董正贺还记得那时震惊与失落交织的复杂心情，一种被时代抛弃的感觉涌上来。

  故宫展厅的展柜原来都是楠木做的，换成了铝合金，抱柱上的宫殿说明牌也换成了金属材质。“我以前特别‘沾沾自喜’，从这头走到那头，看见的字都是我写的，然后就换了。”她觉得书法字里行间都蕴含着一些信息，变成冷冰冰的铝合金，字也像冰一样，不再是故宫原来的样子了。

  上班的时候没那么多紧要的工作去做，董正贺就自己写写字，做一些研究。有一天，一位展览部的同事又来请她写一个展览前言，董正贺纳闷儿，同事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，因为这个展览没经费。当时电脑植字成本不低，而她写字是免费的。“我当时心里真是瓦凉瓦凉的，闹了半天，我写的还不如电脑贵，感觉自己特没用。”

  但是在宫墙之外，她的字逐渐升值。除了那些慕名找到办公室来求字的人，让她嗅到一丝市场的气息，在市场上她的字能值多少钱，她并不知道，也不关心。有一年，她为一个展览写字，主办方给了她一大笔钱，董正贺嫌给得多了。对方是个老朋友，直言她像个外星人，对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。

  胡琦觉得董正贺市场价值不断攀升是必然的。书画市场会受到一些艺术之外因素的影响，比如一些官员的书法作品在位时价格飙升，卸任后迅速贬值。但长久来看，那些真正的书法家始终会受到认可，并且身价慢慢的升高。董正贺没有宣传自己而声誉日隆，正是因为她创作的是真正的艺术品，楷书严谨典雅，行楷流畅靓丽，草书豪放真帅，不断创造新的风格。

  新鲜感过去后，慢慢的变多的人认为故宫里还是手写的书法顺眼，电脑字“没味儿”。而电脑字进宫也让同事们对董的价值重新审视，原来以前那些写在墙上的字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他们真正以书法家的身份看待她，而不仅是一个随叫随到写字的人。在她退休以后，这种毕恭毕敬更甚。

  可是自始至终，她也不愿分心去琢磨市场。“我真太不在乎市场了。我觉得这张写得像样，自己满意了，就到此为止了，至于给我多少钱，基本上不怎么想。”书法市场炒得火热，一些身价不菲的书法家在她看来名不副实，她觉得书法应该是大众的、普及的艺术，不是少数几个人拿来发财的。

  工作上告别故宫以后，董正贺也希望在书法上某些特定的程度“告别”故宫。作为有一定功能性的书法，在故宫的很多职务作品中，她无法张扬自己的风格。

  她在模仿郭体写“石鼓馆”“书画馆”等牌匾时，翻遍了郭的字迹，有些字他根本没写过，只能靠想象。看多了以后，她闭上眼睛想，如果郭沫若来写会写成什么样？

  董正贺深信字如其人，她看过无数的牌匾，最佩服两个人，郭沫若和赵朴初。郭字霸气逼人，赵字则中正圆润，有宽厚中和之感。她尤其佩服郭的字，“放大了作为匾额没人能比”。凝视这些前辈的杰作，她渐渐看出了门道，比如郭沫若题写的“中国书店”，“中”字的一竖剑走偏锋，在“口”之下急促收尾，这一竖历代书法家都写成上短下长，只有郭沫若写得上长下短。她猜想，当初郭是按竖排写的四个大字，这样一变，“中”“国”之间就不显得空。

  这就是书法里的“反常合道”。王羲之《兰亭序》里21个“之”字每个都不同，纸上每个字都是活的。故宫有领导曾经提议她写一套字模，作为故宫的“字体库”，但董正贺拒绝了，书法是无法标准化的。

  在故宫之外，她一直在尝试自己的风格。最近十年左右，她希望将故宫的需求与自己的作品分开，用两支笔写字。

  董正贺工于欧体楷书，但欧楷不适合写大，大字显得弱。十几年前，她开始临写泰山摩崖石刻《金刚经》，经文刻在石头上，最小也有约50厘米见方，有“大字鼻祖”“榜书之宗”之名。《金刚经》字体独特，介于隶楷之间，用笔圆润，结构雄深拓展。董正贺先是临写，研究笔法，后来渐渐融入欧楷中，用石经之重弥补欧楷之弱，形成独特的书风。

  她学《金刚经》，也融入了新的笔法。胡琦说，隶书容易写得死板，愣头愣脑，董则加以变化，有时候加一点断连、牵丝，显出美感。“我评判书法有两把尺子，一把尺子是要有来由，‘翰不虚动，下必有由’；另一把是符合时代要求，赵孟頫说‘结字因时相传，用笔千古不易’，每个时代对字的间架结构有不同审美。董正贺的字古朴典雅有来由，同时也拥有活泼的个性，符合现代的审美。”

  曾受她指导的东城区东四九条小学美术书法教师马煜认为，所谓“人书俱老”，董正贺如今越发老道，突出字的灵魂。

  2019年年底，恭王府博物馆主办了一场董正贺书法展，名为“素履”。她挑选了几十幅近年来的个人作品，包含各种风格的字体，也是她风格嬗变的呈现，有最擅长的欧体，有临摹的《金刚经》，也有融合不一样的风格的新尝试，“做这个展览的时候，我就放开了。”

  与展览同时出版的《素履》画册，出乎意外地受到业内欢迎，甚至要求加印。不少机构看到这本书，向她发出举办个人作品展的邀请。在画册的前言里，她自述：“因我所见历代真迹极多，主张临帖当然要从古代名家开始，也因见惯艺术史领域人物起伏消长，所以一直不愿出版作品。这次拗不过家人坚持，将这本集子拿出来，求教于同行和长期关心我的朋友们。”

  她为展览挑选的名字“素履”，典出《周易·履卦》中的“素履之往，独行愿也。”大概意思是：严格自我要求，按照心愿素位而行。她觉得，这颇符合她几十年的经历与心境。

  退休后，董正贺接了故宫与北京市教委合作的项目，为了在中小学开设书法课，让她为北京市中小学书法课老师做培训。

  除了在书桌前写字之外，这是另一件她乐意做的事。每周一次，她为来自各个学校的中小学老师讲课，在她的坚持下，每堂课上学生不超过20人，因为她要挨个为他们指导，上大课没有效果。

  马煜回忆，董正贺每节课2小时几乎不坐着，在台上站着讲完，就下去边走边看，看学生写得不对就在纸上纠正，几乎给每一个学生都能演示三四次。有些比较难掌握的笔法，她甚至要在每一个学生的纸上演示一遍。

  她上课爱打比方，很少引经据典。她说，字与字要有间隔，就像上了公交车，得有错让。说到字的重心不能太低，她的形容是：像人的裤腰带勒太低，大肚子挺了出来，不好看。

  上课演示的书法，写得不好的就团一团扔掉，觉得尚可的，她就会提款盖章，送给学生。一期课程结束的时候，她给每一个学生准备一个信封，里面的纸上写四个祝福的字，当做纪念。马煜得到过一张，写着“长乐无极”。

  对于真正热爱书法的人，她慷慨至极，不仅是墨宝，还有时间。怀柔区一位老师上完她的课程后，迷上了书法，时不时给她寄来一沓最近的习作，两人还约好时间视频交流，董正贺对着屏幕给她讲解，有时提笔演示。她能看到对方的进步，觉得时间花得值。

  每周一次，她还要进故宫，有些事等着她操刀。比如一些古画的复制，题款的文字需要临摹，年轻人用了很多方法都做得不像，她提笔20分钟就写完了，神形兼备。她说，这就是故宫养人用人的特点，有时培养一个人很多年都用不上，但到了关键时候，就非他不可。

  董正贺退休后一直被故宫返聘，最近她又有了一份新任务。8月19日，总理向新聘任的11位国务院参事和7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，董正贺与国家图书馆原副馆长陈力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等一起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。说，历任参事、馆员为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、中华优秀文化传承、政府科学民主决策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  她并不觉得自身之前做过多大贡献，也不认为在书法上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。想想大半辈子在故宫做的这些事，大多数会烟消云散，故宫里的文字大多还是被电脑字替代了。留得最久的，可能会是太和殿龙脊上的那个宝匣。

  2007年太和殿大修接近完工时，依照传统，要往宝匣里加入这次修缮的《太和殿修缮工程纪事》，与200多年前康熙年间太和殿修建时的记录放在一起。这次是董正贺书写的。也许几百年后当太和殿第二次大修的时候，人们打开宝匣，能够想起这位很久以前在故宫写字的人。